绿原（1922～），原名刘仁甫，生于湖北黄陂，诗人。著有《童话》、《又是一个起点》、《人之诗》、《我们走向海》等。
纵观人类文化史，从事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作家都算在内，单就文字生涯本身而论，其造诣与成就粲然不可磨灭者，几如仲夏晴夜的繁星。然而，能超出文字层面，以其毕生凝聚并闪耀出来的人格力量、心智密度、思想深意影响世道人心，进而开拓人类世界观者，则又显得屈指可数了。试以今年全世界将为其生辰2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歌德（1749～1832）为坐标，在他前面近二千年，可以指出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牛顿、伏尔泰、卢梭、康德和东方的老子、庄子、孔子几位；作为他的同代人，不少与他同步伐、同目标却不一定同姿态、同途径的思想精英中间，还有和他并立于魏玛塑像基座的席勒，以《精神现象学》陪同《浮士德》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跋涉的黑格尔，被他认为诗才几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拜伦，以及他亲自翻译过其杰作《拉摩之侄》的狄德罗；至于他身后一百多年，由于人类世界观日益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存能力与忧患意识同步并进，则应提及更多的名字，如叔本华、达尔文、马克思、托尔斯泰、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毕生同各种精神奴役作斗争的鲁迅。有人却说，从荷马到歌德只有一小时距离，从歌德到二十世纪相距长达二十四小时，其间充满只有追求个人原则的观察者才能感到的变化和危险。以上推举、排列和比较因此可能引起一些异议，那不要紧，因为按照不同的观点，删去一些名字，添进另一些名字，并不因此抹煞本文将要阐述的主旨，即在这些不仅以写作质量见长的大作家中间，尽管其成就与影响各不相同，难以比较，但就其对人的榜样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教育内容的现代性和平民性而言，除了鲁讯——中国青年不得不向歌德走去。
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早在本世纪初叶，就曾以开阔的胸怀呼吁，从广博深厚的人类文化积存汲取各种于己有益的成分，以建立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新人。但由于各种难免的和本来可免的历史阻力，包括连年的争战和动乱，这个宏愿直到本世纪末还难以实现。目前，全国人民在艰难的改革中前进：一方面是柳暗花明的希望在招手，另方面是所谓社会失序、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转型阵痛在加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任务比任何时期更为迫切。一些有识之士检讨了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心身两方面所遭受的种种挫折与创伤，从而发现他们本身固有的弱点和病根，深感有强调宣传鲁迅当年的“立人”说和“拿来主义”之必要。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主，更应重视“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个体生命本身更应“有辨别，不自私”，对世界先进文化（包括自己传统文化的民主成分）加以“挑选”和“占有”，以求有利于建立和巩固自身的新价值和新人格。已故诗人、教育家冯至先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那时，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不止是对于他自己的民族）还不失为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这里说的是“最好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榜样”。同时是说他是其中的“一个”，不是说他是惟一的。正是这样看，半个世纪以后的我们（不止是我国的德语学者们）才热情呼吁要向歌德学习，并且提出“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这个问题。
歌德单纯作为一位作家，他的著述的广泛性及其丰硕成果远远超出常人的想像，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其中没有什么部门他没有涉及，而他所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至评论，更无一不取得世界文学史中的上乘地位。各国读者都会记得他的《浮士德》、《伊菲日尼》、《托夸托·塔索》、《厄格蒙特》、《铁腕革茨·柏利欣根》这些以光辉性格传世的戏剧；都会记得他的《威廉，麦斯特》、《少年维特的烦恼》、《诗与真》这些颂扬主体性、鞭挞软弱性格而有别于浪漫派、自然派和现代派的修养小说；更不会忘记他的自由出入一切格律、形式之间、几乎任何翻译家为之搁笔的鬼斧神工的抒情诗杰作。此外，他熟谙德语文学，通晓希腊、拉丁、英国和法国的主要文学成果，研究过波斯语诗集，晚年还试图了解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歌德的文学知识，创作经验以及大量警句、箴言所包含的人生智慧，决不是一两篇纪念性文章说得完、写得透的。然而，在文学之外，他还对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部门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文艺之外，他还在自然科学方面，包括岩石、云朵、色彩、植物、动物以及人体解剖等学科，都下过深湛的功夫。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个人的研究和著述，他还对魏玛公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包括剧团领导、艺术教育等工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活动（以至征兵、开矿等远离文化的行政管理），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和体力。与这些奇迹般的业绩相对照，歌德不幸出生于十八世纪一个正在腐朽和解体的德国封建小邦，那是一个足以窒息任何才能和志向的、令人进退维谷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不能不反映一个令人惊叹的奋斗过程。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不能不隐藏着一个伟人所以成为伟人的秘密。认识了这个秘密，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与其说歌德没有战胜“德国的鄙俗气”，更应当说，“德国的鄙俗气”终于没有战胜歌德。
饱经二十世纪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争取，也不必妄想达到与当年歌德相当的成就，但是决不因为难以望其项背而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人类永远是在由蒙昧、错误、过失、挫折所组成的进化过程中前进。歌德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迥异，他作为大写的人，身上有些什么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值得我们抽象继续，需要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笔者不揣涉猎孤陋，觉得下列几点曾经在歌德身上产生过辉煌效果的高尚品质，是我们按照自我教育的实践要求，应当认真学习，细致培养，并且永远身体力行的。
1.不断奋进的人生态度。歌德有一条著名的箴言：“在一切德行之上的是：永远努力向上，与自己搏斗，永远不满足地追求更伟大的纯洁、智慧、善和爱。”他的一生就是对这条箴言的实践过程，他的巨著《浮士德》的主旨也就在这里。其中永不停歇地无穷无尽地追求充实而圆满的人生的精神，宁愿从错误、危险和觉悟中摸索前进也不安于无所作为的精神，正是歌德为历代后人所发扬的现代精神。这也正是我们学习歌德的主线，同时也是我们沿着这条主线开发自身价值的第一步。
2.无限的求知欲和对“最好”的追求。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让主角的助手瓦格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诚然知道很多，但我还想知道一切。”从这个配角的庸俗性格和迂腐倾向来看，这句话不过是对他的好高骛远的讽刺。但如移到主角浮士德身上，或者移到作者歌德身上，却可以闪现出豪迈的异彩，有他的业绩所体现的知识总和为证。与无限的求知欲相连的，是对“最好”的追求。“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歌德这样说过，他也这样做到了。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一切”，更不可能在一切方面达到“最好”的标准；但是，在充满艰难险阻因而不进则退的人生道路上，为了达到“立人”的目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尽其在我的精神却又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3.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歌德的生活和创作一贯基于感性和直观，对抽象思辨抱着疏隔的态度。但是，他的敏感和多情从来没有发展成为沉迷与狂放，相反他处处讲求节制。首先，他在宁静而淡雅的古典艺术品面前，深感节制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因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宣泄，而在于凝练。引申开来，他更教导世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像火山一样爆发，而在于像大海一样包容和持重。用通俗的话说，人逢顺境要节制，逢逆境则要忍耐，亦即保持感情与理智的平衡，这是可与各国智者的教诲相印证的。
4.从绝望中学习断念。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反之不如意事常八九，不断令人烦恼、沮丧以至绝望。歌德也不例外，他深深体验到绝望带来的种种痛苦；但他通过内心和身外的奋斗，往往能够从工作中得到解脱，并在事业中加深对自己和整个人生的理解。歌德常常惋惜，他的青年朋友中有不少才智之士对人生浅尝辄止，不幸堕入犬儒式的虚无主义，终于在否定精神的支配下无所作为，以致沉沦下去，针对一些在逆境中只会埋怨和咒骂的人，1812年他在魏玛所写的谚语集中，奉送过这样一句没有实际体会就根本无从理解的格言：“谁不能（承担）绝望，谁就一定活不下去。”同时，他又针对绝望提出了一个更高级的修养手段：断念（dieEntsagung）。自从歌德在1821年出版的《威廉·麦斯特漫游岁月》，或称《断念者们》一书中，把“断念”同“爱”和“敬畏”一起，作为他所设想的“教育区”中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来，这个修养手段在更多德语作家笔下有了更多独特的形象的阐发。所谓“断念”决不是无可奈何的听天由命，而是自愿地、主动地、虽然不无痛苦地承受客观现实加于自身的种种艰辛和矛盾，并且自愿地作为人类整体的一分子，安于自己的痛苦地位，达到忘我境界，隐约感到美好与光明缓缓从自己内心流出。实际上，人们通过断念，可以磨炼自己的性格，使自己能够经受客观上的艰难险阻和主观上的烦恼、沮丧和绝望，继续保持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比节制和忍耐更为高级的、更值得刻苦钻研的一种修养手段。
5.责任感，事业心，为人类造福。以上几点大都限于个人修养，但不能因此误解歌德是一个自我完善者，或者一个道德家。从青年时代起，歌德一直听凭热情支配，不但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和写作上，还可见于他对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反抗精神的仰慕上。随着自我教育日益深化，他越来越认识到在人生中，比热情更重要、更宝贵的是责任感。他明确地说：“那么，什么是你的责任呢？当务之急。”托玛斯曼1930年曾经用这个简明的答案作为他的一本政治论说集的题目，足见歌德对于责任感的强调在德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歌德的责任感表现在多方面，或者是对人，或者是对自己。例如：为朋友魏玛公爵承担各种违反个人志趣的繁重的政务；与移居魏玛的知己席勒共同制定遭到年轻一代反对的复兴古典艺术的“魏玛艺术之友”纲领；同居十八年之后，公开与克里斯蒂涅·乌尔丕尤斯举行婚礼；经过六十年赶着在去世前夕把毕生巨著《浮士德》全部完成，等等。这些及其他事件的实际过程证明，歌德实现他的责任感，决不是敷衍塞责，因应人事，更不是自私地追求所谓“良心”的平安。他的责任感的严肃性在于和事业心相连，在于通过事业心而形成为人类造福的使命感。他的一生从没有为任何个人目的、成就、荣誉所滞留，而是为着一个即使超越个人能量和生存年限的伟大使命而永不停歇。人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奋斗过程，这也正是《浮土德》这部巨著惟一的启示。浮士德在失望于美的理想的追求之后，产生了填海造田、为人民建立新的理想之邦的雄心壮志，即使双目失明，仍然在自己的想像中，仿佛听见自由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声音，而不禁呼唤眼前的瞬间“停留下来”。尽管他为人类造福的理想自己没有实现，致使这部巨著只能以“悲剧”的形式传世，浮士德永远不满足于渺小的物质享受，永远不屈服于魔鬼的引诱，终于怀着那个高尚的使命和信念倒了下来：这条英雄主义的人生道路成为历代先进人类永远的楷模。
6.爱惜时间，力求化瞬间为永恒。对于怀有事业心、使命感并对人生短促有自觉性的人，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因此，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对时间的抛荒和浪费。歌德真可称为著作等身的大家，他却从不以倚马可待的天才自居，那么他是如何爱惜时间，也就不言而喻了。值得一提的是为儿子题写时间警句的逸事：奥古斯特·瓦尔特读到作家让·波尔的一则打油诗：“人生只有两分半钟，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去爱，然后在这半分钟死去。”他爱不释手，便把它抄在纪念册上；歌德看了，便在它后面添写了这样几句：“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天有一千多分，孩子，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
7.对混乱、暴力、革命的态度。歌德一生厌恨各种形式的混乱和暴力。法国大革命期间，巴士底尔被攻陷之后，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席勒、赫尔德、克洛卜斯托克等人发出热情的欢呼，歌德却采取怀疑、保留以至冷淡的态度，明确宣称他不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同代人和后人曾经以反对革命为口实而谴责他，看来不免知其一未睹其二了。须知歌德同时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更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制度的朋友，因为时代在前进，人间事物每过五十年都会改弦易辙，不会永久不变。歌德所以不同情用暴力来消除政治弊端，根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社会的所有变革和自然界一样，应当通过进化来完成。在二十世纪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歌德这种以进化代替革命的历史观是难以得到认同的，因为革命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变革形式在人类发展史中毕竟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具体的革命过程是否需要暴力，从策略上说，在革命阵营内部也经常发生分歧，至于以“革命”之名行动乱之实的社会行为，明智人士从公益视角出发，就更不会以为然了。
8.爱国主义。歌德生前还被责备为不关心政治，以至不爱国。这是指他在普奥联合反拿破仑的战争进程中所持的超然态度。歌德还曾告诫青年诗人，一旦打算发挥政治影响，“他就不成其为诗人了”，这也被一些人作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加以反对。这些是非自有公论，此处毋庸细述。重要的是歌德同时向爱克曼所讲的一段政治遗言：“……诗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的……到底怎样才叫做爱自己的祖国呢？如果一个诗人终生不渝地致力于同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清除狭隘的观念，启迪人民的心智，净化他们的趣味，其情操与思想趋于高尚。试问他还能怎样更爱国呢？”的确，谁还能比这样身体力行而且产生如此丰硕成果的歌德更爱他的祖国呢？
9.晚年客观地看待自己。歌德尽管一生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却从没有把自己看成什么“超人”，始终客观地认为自己得益于时代和环境，这些观点均见于晚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例如，1824年2月25日，他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1832年2月17日，他说得更坦率、更明确：“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我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们由此感奋地认识到，歌德决不认为自己是不可企及的，他不过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达到普通世人可能攀登的最高台阶，从而极大地增强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10.歌德所从事的工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者。三十五岁的席勒1794年在耶纳一次自然科学讨论会上与歌德交谈过原始植物问题之后，给四十五岁的歌德写过一封为此后十年的友谊奠定基础的长信。其中谈到这样三点：一、歌德毕生寻求自然界中的必然性，试图用整个自然大厦的材料按照遗传学方式建造万物中最复杂的机体即人；二、这个从自然界仿造人的构想，诚然富于英雄气概，但从歌德的出身来说，却又是一条任何意志软弱者都会回避的最艰难的道路；三、这是因为为此而必需的希腊精神被扔在北方世界中，歌德如不甘成为一个北方艺术家，便得借助思想的力量来弥补现实拒绝提供的想像力，这无异于从内部按照一条理性途径分娩出一个希腊来。歌德以赞同而又感激的心情给席勒写了回信，其中写道：“我所从事的工作远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我想把某些部分寄放在你名下，好让它们不单得以保存，还能充满生机。如果我们更亲近一些，你会发现我身上有某种朦胧和犹豫，尽管我清醒地意识到，却也无从控制，因此你将亲自看到，你的关怀对我是大有助益啊。”席勒所说的歌德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纯粹属于自然科学，仍不过是试图按照自然界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通过文化途径促进人性的改善。在歌德看来，文化就是第二种自然，文化史就是人类从自然状态的动物成为世界改造者和历史创造者的进化过程。这两位大诗人建交以后，歌德节制了席勒对于哲学玄思的爱好，席勒则帮助歌德把他对自然科学的热情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于是，和谐、自我完善、致力于真善美、以古代为楷模被肯定为高尚的安适自在的新文化的基础。然而，真正按照自然进化规律仿造人，这个远大理想又谈何容易？歌德生前显然不可能也没有祈求实现，充其量像席勒所说，不过开辟了一条道路，虽然远比在别的道路上走到终点更有价值。在歌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当代世界各地的接力者们，包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健儿们，将以更迫切的心情、更清醒的头脑、更坚决的步伐继续坚持走下去。他们的实际目标虽已从“按自然规律仿造人”改换成“首在立人”的“新宗”，但对新人类具有确信，则是和歌德完全一致的。
以上正是肩负“立人”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值得向歌德学习的几个重点。这些重点内容作为歌德精神的一部分，虽然知易而行难，却并不疏隔于我们固有的精神血脉，例如鲁迅的道德文章。事实上，学习歌德精神和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本来是一致的，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这也是我们容易走向歌德的原因之一。歌德逝世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变化太大，对他的评价和议论纷然杂呈，莫衷一是。除所谓“德国鄙俗气”征服了歌德这个常见观点外，有的认为在这位满面春风、彬彬有礼的君子后面，躲着一个忧伤的悲观主义者，有的把乐观、坚定的奋斗者的形象换成一个苦恼的怀疑主义者，以至在他的青年同胞中间一再发出“告别歌德”、“抛弃歌德”的呼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歌德和二十世纪末的鲁迅竟然遭到相似的命运，不能不令人在感慨之余加以深思。尽管施彭格勒断言西方已经没落，汤因比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东方文化上，近年来更出现了“文化冲撞”的怪论，而歌德为世界公民所发扬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世界各国的接力者们心中永远不会磨灭，并在目前令人惶惑的喧哗与骚动中，日益放射出镇定人心、鼓舞人心的光辉。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立人”的宏愿，从其身内外、境内外将会遇到的阻力来看，其艰难程度较之当年歌德征服“德国鄙俗气”有过之无不及，但同时我们也比歌德有更多后来居上的便利要件，包括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更深刻的经验教训，以及更可检验自己的能量的机遇和风险。只要我们保持不可或缺的自觉性和坚韧性，永远努力向上，不断超越自我，防止满足和停顿，抵制因循苟且和低落消沉，同时注意保持平衡和稳妥，防止形而上学的片面和偏激或偏废——这样必将在人的价值的认识、开发和运用上有所长进，并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和整个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9年1月15日，北京八里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