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1939～），祖籍上海，生于四川成都，作家。著有《乱翻书》、《丁丑四记》、《瞎操心》、《世相写真图》等。
市面上的书，有许多是可怕的。有的书名可怕，血淋淋、阴惨惨的；有的封面可怕，不是刀光剑影，便是枪林弹雨，即便画上几个美女，也像是随时准备拖人下水的野鸡，叫人如见不祥；有的错误之多可怕，有的内容荒谬可怕。但我说的这本书之可怕，并不在此。论书名，平淡无奇，起先有人称它为《张集馨自订年谱》或《椒云年谱》，椒云就是张集馨的字。待到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时，编者将它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因为书中所记都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事情。论封面，素淡之极。白色浅黄条铺底，绿底翻白字的书名。但读过之后，却让人生毛骨悚然之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竟有这样卑鄙无耻、黑暗肮脏的时代！
年谱一类书，我买过一些，大抵存以备查，很少有从头到尾细细去读的。但这部《椒云年谱》不同，读了几页竟不忍释手。它虽然也是编年述事，可并不限于排列传主一身行状或著述，倒是通过传主宦海浮沉的经历，将那一时代官场的各色人等，官风政事，作了具体翔实的纪录。以叙事及人物刻画生动而言，有人说它几乎等于小说；以记事之翔实、材料之丰赡论，我却以为它更像历史，一部真实的、可怕的历史。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做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作为官僚阶层之一员，肯于也敢于这样真实而较少讳饰地记录下他的经历与见闻，也真难为他了。
昏庸的官吏
一个时代政治是否清明，只要看看官吏们是怎样的货色，便可以知其大概。如果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间或有些不肖之徒倒也不足为害。最可怕的是，官场上下，尽是昏庸颟顸之徒。官吏如此，国事可知。不幸的是张集馨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且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位总督大人的嘴脸。总督，在清代是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这位大人姓颜名伯焘，广东连平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先是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与林则徐相呼应，在厦门坚决查禁鸦片。当英舰北上寻衅，攻击厦门时，邓廷桢督水勇施以火攻，迫使英舰狼狈逃窜。不料这样的能臣同林则徐一道被朝廷加上“误国殃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交部严加议处，后又“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而接替邓廷桢任闽浙总督的，便是这位颜伯焘颜大人。
那时，战争尚未结束，英军又在进攻厦门。颜伯焘命将各城巨炮运至厦门，排列海口，陈于护墙之外。那些大炮，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有人提醒颜伯焘，大炮是放一回就要装一次弹药的。如果没有炮车把大炮从护墙外拉回，士兵怎敢出墙装弹？颜伯焘答道；“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弹药！”真是骄纵无知，不可一世。结果，待到英舰到来，士兵们刚看到帆影便将炮放完，余下的事，自然是等着英舰轮番炮击了。士兵溃散，总督逃命，一场战争就如此儿戏般地败在这愚昧刚愎的督军手中。待到战败，颜伯焘一反昔态，公然要下属再不许抵抗。他说，若一抗击，英军就会从浙江调兵船来，福建就要替浙江受祸了。浙江定海之战，五千守兵与英军血战六昼夜，总兵葛云飞等战死，两江总督裕谦战败后投水殉国。颜伯焘自保不战，实在是以邻为壑，助敌为虐。
这位在打仗上一无所能的闽浙总督，搜刮钱财却非常在行。他被革职返回广东时，途经漳州。据张集馨记述，从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直到初十日，颜伯焘及其眷属才到达漳州。家属、仆从，兵役，抬夫，差不多有三千名，县中招待，酒席就摆了四百余桌。颜伯焘这一伙儿在漳州一住数天，搞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一个革职回乡的总督，搬运家财的兵役抬夫总计竟达万人之众，连仆妇、使女都要有四名轿夫抬轿，八名兵役护卫，其搜刮钱财，擅作威福之状，也便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总督，又何止颜伯焘一个。二十年后（1860年），张集馨再次到闽，遇到的一位总督名叫庆瑞。这位满洲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根本不肯究心政事，一切由下面的幕僚办理，幕僚们上下其手，搞得政事弊端丛生。
一切假手幕僚，总督做什么事呢？无非整日与僚属幕友宴会，猜拳赌酒，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在醉眼模糊之际，又与僚属们到练兵场比射，射又射不中，射不中硬要射。这样胡闹一通不够，又与巡抚裕铎高声互唱，却叫兵丁们在下操演。张集馨形容那情状是“踉跄酩酊，或睡或欹，主将作咕呓之词，健儿斗身手之勇。昏黄落日，莫辨旗枪；左右燔柴，俾资跳踯。”一个总督被罢了官，几个继任总督又是这般嘴脸，读到这些，我真有闽人不幸，遇此瘟官之叹。”
然而，又何止闽人！中国的官场，几乎都是此辈跳梁。张集馨记述的山西省雁平道道员（相当于今日地区行署专员一类官职）章荆帆，也是一样地昏庸可笑。这位道员公事一切拜托幕僚，案件从不提审。及至对簿公堂，连谁是原告、谁是被告都分辨不清。公文往来，也没有一个收发手续，茶房、门子替他打扫客厅时，常可于坐垫之下，找出几份文件。
由这样一批昏庸颟顸的官僚治理地方，怎能不昏天黑地，民不聊生？
腐败的官风
昏庸颟顸的官僚群，造成了黑暗腐败的官场，造成了寡廉鲜耻的官风，而在这官场上，官风中，又不断培育、生长起昏庸颟顸的官僚群。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它们交相作用的结果，黑暗与腐败愈趋愈烈。
道光年间，上距所谓乾嘉盛世，不过三五十年，但这短短的时间里，社会的肌体已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朝做官的途径，无非满、汉、科甲、捐班四途。捐班，就是花钱买官。官之可以买，是因为中央财政应付不了庞大的开支，只能做起出卖官爵这种无本生意。但一到了花钱可以买官，要想让官吏廉洁，也便如缘木求鱼了。从张集馨的记述看，道光皇帝并非不知此弊。他在一次召见张集馨时便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在另一次召见时又说：“不放心者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既然如此，何不废弃捐班呢？道光皇帝也说得明白：“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
但是，道光所不知或者不肯承认的是，当是之时，岂但捐班，即满汉八旗的子弟，科甲出身的进士，又有几个清廉？上自内阁大臣，下至州县小吏，无不都在将本求利。所谓“官”，不过是捞取好处的一个岗位罢了。
我们且来看看张集馨记述的几桩事实。
1845年正月，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陕西粮道，是个肥缺。“缺”而有肥瘦之别，无非表明这项官职可以捞取好处的多寡。肥缺大有油水，谁要补授此职，自然得对各方有所“孝敬”。这“孝敬”有个名称，叫作“别敬”。张集馨在得到这一官位之后，尚未走马上任，单单打点“别敬”便花去了一万七千两白银。张集馨在此处没有具体开列馈送别敬的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别敬”究竟敬与谁人。好在两年之后，当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时，又送过一次“别敬”，这回他开列明明白白：“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代的军机大臣，相当于内阁阁臣，军机处的僚属称军机章京，六部尚书、宪台总宪（最高检察官）也都是当时大官要员，但对“别敬”，几乎都是照单全收，可见贿赂公行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清代，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是不成文的规矩，虽被称为“陋规”，却始终未曾革除。起初，由于京官俸少，又不能从百姓处收刮，便在“别敬”或“炭敬”等名目下，从外官那里分一杯羹。后来，上行下效，“陋规”遍于官场，清代的官风也便如江河日下了。
地方官员升迁，要有“别敬”。京官充当“钦使”到各省，地方又要筹款送钦差费。据张集馨说，向来钦使到省，省会首府便先请借办公银二万两，用以招待、馈赠。钦差们不便当面收受“盘费”，便等钦差回京后兑送到家里。每次接待钦差，所费总在三五万两。钱从哪里出？还不是由全省各府县摊派。
地方官掏钱送“别敬”，赠“盘费”，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无非一面拿着国库的钱作人情，一面加倍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罢了。从张集馨的记述来看，从省到县，几乎没有一个官吏离任时没有亏空的。朔平粮补同知，提用库存兵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朔平府各州县，仓库几乎都有亏欠，少者数千两，多者数万两；四川省犍为县知县撤任后，查出亏短正杂项款九万余金。
至于向百姓勒索，更是无所不至。官将上任之时，利用百姓图小利的思想，先行减价勒税（打折扣收以后的税）。这办法有个名字，叫做“放炮”。放炮一次，少者可搜刮五七千金，多者可得万金。这些钱当然是被离任官员卷走。后来，一些亏空了公款的官员，便放出谣言，说是即将去任，也来个减价催税。其实根本就没有去任之说。这种花样叫做“太平炮”。旧官走，要“放炮”，新官来了，也要“放炮”，这种“炮”名曰“倒炮”。只看这将走的要放炮，不走的要放炮，新来的也要放炮，官场的丑恶，百姓的痛苦也就不言自明了。
除去贿赂、搜刮，吃喝之风也不可小觑。前述漳州县迎送一位革职督军摆席四百余桌之事姑置勿论，即以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的情形来看，也令人咋舌。
粮道本是肥缺，京里的大官员要有别敬、炭敬，省里的上司同僚，也少不得要孝敬。总督那里，三节两寿，每节送银一千两；巡抚那里每季一千三百两；将军处，三节两寿每次八百两，外加水礼八盒，门包四十两；两都统外每节二百两，水礼四盒；八旗协领，每节每人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这是有规矩、有数目的。迎来送往的费用便说不清了。每有过客（当然是够得上一定级别的），都由粮道承办。先把宾客送到公馆，然后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传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尾四五千文，上席断不能少。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馈送的厚薄，则视官职的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杂支，总在二百余两，程仪在外。官职较小的虽不大宴，也要酒肴应酬。这样的接待，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如果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又要约请藩司、臬司、盐道等同僚传戏小集，据说“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每年仅这粮道衙门花在吃喝送礼上的钱财，总在五万金上下。谁说公费吃喝是近几年新兴的？它本是老传统呢！张集馨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但有识者耻之，奈何不了当官者乐之。在这样的官风之下，有谁还想，又有谁还能为国家、为百姓办几桩实事呢？
鸦片战争时被交部议处、发往伊梨的邓廷桢、林则徐，这时先后起用为陕西巡抚。张集馨说邓廷桢“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之日薄崦嵫，纵情娱乐。往来过客，攀挽流连”，“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他是以杯中物在麻痹自己，还是壮志已消磨殆尽不得而知，不久就告辞了这别无可恋的人世。
接替邓廷桢任陕西巡抚的是林则徐。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忧患余生，不忘生民，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陕西，都思有所振作，为民办些实事。虽然官场腐败他也只能徒呼奈何，但始终不曾放弃初衷。以人格之一贯，为官之清正，守志之坚贞论，少穆先生实为天下第一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如麟角凤毛，于溷溷浊世已无力回天了。
污浊的勾结
贪官污吏如果是少数，那还便于清除。贪官污吏若相互勾连并抱成团，要想整肃也就难了。而贪官污吏是必定会相互勾结的。惟其相互勾结，因此又相互包庇。因为不论这条长链上的哪一个环节被击破，都可能使这条长链折断，而清政府的统治，正是靠这条长链维系的。应该感谢张集馨的是，他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官场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许多例证。
前面提到过的朔平粮补同知祥山提用库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一案，事发之后，知府张集馨一面挪款垫补，平息兵忿，一面呈报藩台庆林。由于祥山提用库饷是受前任样璋的愚弄，而祥璋又与藩台庆林是亲戚，因此庆林就想为之弥缝。
怎么弥缝？无非是把亏空的钱设法垫补上去。于是庆林先要疏通立案呈报的朔平知府张集馨。庆林说：“这案若要实办，必要杀人。如果你专为兵饷亏空，那么七千金由我补上。如果一定要杀人，我想你也不忍，而巡抚申启贤也不愿实办。”这样软硬兼施，说服了张集馨之后，庆林又指派与此案有关的责任人，如祥璋、雁平道员、朔平前任同知等各帮数千两。理由是，若事情败露，都有牵连。就这样，一桩贪污挪用军饷的罪行便被不动声色地遮掩过去。
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银两四万有奇。知府报告巡抚，巡抚不愿实办。为什么？因为这位锡伦与当时任侍郎、后来做到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隆文是至戚。于是，这笔亏空也只好由府、道分赔了事。
更有戏剧性的是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这位县令被藩司参奏，部议斥革。但他于心不甘，于是对参奏他的藩司（布政使，相当于今之省长一级官吏）实行一报还一报，开列了种种劣迹。这些劣迹中便包括了向各县摊派“饮差费”，贿赂汤敦甫相国、隆云章尚书一款。此案若奏禀上去，不但陕西一班官儿会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在中央的一些要员也不免牵连进去。
于是，藩台只好与林通挪，答应将介休的巨万亏空，概由接任承担。又搞了假证明，证明贿赂使臣之事，全无根据。这位县令自己，则不但化险为夷，而且私囊中饱，亏空都落到继任头上。
介休县令由原五寨县令多瑞接任。五寨是个穷县，油水不多。介休相对肥美。因此，多瑞一口允诺林县令的亏空由他填补。但多瑞决非傻瓜。一旦接手介休，拼命搜刮，不到两年便因案降调。待到降调令下，多瑞一面连夜将地丁钱粮二万金由后墙偷运出衙；一面又状告各上司收受馈送，企图堵住各上司的嘴。果然，多瑞得逞了，林令的亏欠，他一点也没有弥补，自盗的地丁钱银一点没有交。林、多二任的亏空，只好由各州县令分二十二年流摊赔补。
介休县这类案例倒并非罕见。由于贪贿已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每一案件都牵连甚广，若要认真查处，只怕查处者自己也不能免。所以只好能包庇则包庇，能掩盖则掩盖。张集馨用了“弥缝”一词，倒是颇能形容其状。
山西忻州知州韩宝锷任上亏空地丁银八千余两，竟公然向巡抚申启贤禀告，恳请设法替他弥补，以免受到查究。他还推荐隰州知州董梁来接替他。果然，当巡抚、布政使当面问董时，董指天誓日，答应一定为韩补上亏空。可是等到巡抚离任、布政使调迁，董梁立即把亏空上报，要求立案流摊赔补，而且亏空的金额已不是韩宝锷的八千余两，而是一万五千余两，差不多又翻了一番。
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这里还没有参奏，朱在东却已扬言要上京告状。告什么呢？告历任将军、司、道、府的官吏俱有收受贿赂。朱还说，他那里掌握着各种馈送的簿书记录。这一来，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了结的办法也无二致，一方面威胁朱在东，堵住他的嘴；另一方面则各有关人员各自出资，凑足亏空。
张集馨感喟道：“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视，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如果再要补充，或许还要加上：利害与共，荣辱相关，粉饰弥缝，彼此遮掩。淖泥之污，覆盆之暗，纵有妙手，难以回天。三尺之冰，洵非一日之寒也。
吏风如此污下，皇上是否知道呢？倒不是完全不知。张集馨第一次由翰林外放知府时，道光皇帝就曾要他考察官吏的良莠，说：“州县流品甚杂，汝当明察暗访，告知督抚……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蹋耶？”后来张集馨赴四川按察使之任时，皇上又对他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妆当思之。”
道光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为时已晚。腐败一旦成为风气，便已不是曲突徙薪之时。“明察暗访”也罢，“诸事整顿”也罢，都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再也难挽颓风了。
黑暗的吏治
官吏们都忙着如何捞钱刮地皮，哪里还能究心于政事。地方官吏的催征、审案，也都成了搜刮的手段。
山西宁远通判，绰号“齐楼儿”，目不识丁，声名狼藉，顾名思义，其人可知。
代郡每年征收驿草十数万斤。官府竟做无分量大秤，常有七八十斤上秤而秤不起花，必须交纳使费，始肯收受。这些都还是小焉者也。诬良为盗，滥施刑罚，官匪一家，草菅人命，更是闹得百姓覆盆之下，难见天日。
张集馨任四川按察使时，四川已是盗贼遍野，而最可怕的又是官匪勾结，虐政害民。
盗贼之多，因为官吏包庇。宝兴担任四川总督时，专务粉饰，属吏大都仰体上意，于治安之坏，率多讳匿。简州一带劫案三百余起，官府皆隐匿不报。到了瞒不住的时候，又滥捕无辜。仁寿县县令刘钧贻，县内连报劫案。由于上司催督捕盗，他就把十五名盗犯解省。等到真犯落网，才知这十五人尽是冤枉。省里将十五人释放回县后，刘钧贻竟恼羞成怒，依旧下令将十五人监押至死。犍为县，金堂县，南川县等地也都发生过诬良为盗的事例。
在资州，判处永远监禁的犯人周鸣同因为在监日久，成了牢头。他在牢里聚犯赌博，高利盘剥，逼奸女犯，无恶不作。新犯入监，周鸣同便伙同囚犯将新犯吊在木柱上，用水桶挂在犯人背上，又令他口吹尿壶，用竹签拷打逼赃。若是钱不够数便拷打不已。后来，周鸣同竟连解往省里的过路寄监犯人，乃至押解犯人的差役也敢吊打逼赃。吏目姜淳因为周鸣同按月交纳规礼，对他从不过问，任其胡为。州牧发现，欲惩处周鸣同，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以致州牧也只好将他释放。这些事听来都如海外奇谈，但却在那个时代真真实实地发生着。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四川省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刘喜海，凡有犯人解到，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再问供。如果问不出案情，定不下罪名，便在大堂之上杖毙。后来传闻大堂之上常闹鬼啸，刘喜海心惧，又把犯人押到城隍庙，在神前揲定生死。如果得阳，便免死；如果得阴，便立毙。张集馨写道：“官踞于上，犯詈于下，严刑惨酷，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然而，这样的官吏依旧好官我自为之。即或有如遂宁县令徐均通那样制造冤案败露的，也因为有至亲当大官，“格外优容”，或易地为官，或草草称病辞官了事。
官既似虎，吏卒也如狼。四川各县都设有卡房，无辜百姓，常被拘押其中，每天给一碗稀粥，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至于真正的盗贼，反倒受到包庇。“营兵、县役，乃窝匪之魁”，销赃窝匪，无恶不为。及闻捕拿，先传消息。甚至四川总督宝兴署中的官吏也都同盗匪勾结。
这样官匪一家，相互勾结的结果，闹得抢掳勒赎之案无日无之，甚至白昼杀人于市也无人过问。就在省城附近，抢劫之案也动辄数百人。老百姓住在乡下的想进城，住在城里的想下乡，没有一块宁静的地方。
一个社会，官吏如此昏庸，官风如此腐败，吏治如此黑暗，即便卫道士们如何吹嘘粉饰，也都难以挽救其覆亡的命运了。
少年时读历史，我最不爱读的便是近代史。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极大地损伤着我的民族自尊心。那时，老师们大都着眼于外敌的入侵，而于内政的腐败，叙述颇为简略。张集馨的这部年谱，却使我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史实。这确实是一部可怕的书。但是读过之后，就会明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败然后人摧之。《红楼梦》一书，抄检大观园是写得最好的章回之一，而抄检大观园这一回中，贾探春的一段话，又可谓至理名言；“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到1840年之后的一败涂地，正是内部腐烂的结果。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作于本世纪初。小说刊出后不到十年，清王朝便最终覆灭了。但是，若从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算起，则整整迁延了半个多世纪。这也正应了那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话了。
我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读一读这部可怕的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可怕的历史，而且因为这可怕的历史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搬演过——带着泪、带着血地搬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