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1941～），原名张其华，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作家。著有《仙丹花》、《匪首》、《月亮走，我也走》等。
我怀疑孟德斯鸠（1689～1755）对我们中国人有成见。说不定他在中国受过谁的骗，或遭遇过不愉快的事。哪个中国人得罪了这个十八世纪的学者？让他说中国人“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全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论法的精神》商务版316页。转引自《读书》1996年第1期《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标准的妖魔化中国。还有康德，他到中国来过吗？如果他没来过，他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卖鸡往鸡嗉子里填沙子，秤砣上做假？他有什么证据？如果他没有证据，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完全可以告他侵犯名誉权。连黑格尔也说中国人爱骗人，我们中国人可一直很尊敬他，学他的辩证法，学他的美学，我们哪点儿惹他了？
其实，吹吹牛，说说假话，本是我们这个民族幽默、浪漫的品性。小时候，故乡县城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一个唐河人、一个南阳人和一个社旗人同时到客店去投宿，店里只剩下一个铺位，三个人就说，咱们各说各自县城的风景，比比看谁的风景最好谁就住这张铺。唐河人先说，他说，唐县有个塔，离天一丈八。南阳人接着说，南阳有个王府山，离天还有一丈三。社旗人最后说，社旗有个春秋楼，半截插到天里头。结果社旗人住了店，唐河人、南阳人只好蹲在客店屋檐下挨冻。其实唐河的塔最高，社旗的春秋楼最低。这是唐河人的教训。不会吹牛就吃了亏。1958年大跃进时我的一位堂兄在大队里当队长，公社召开夏粮丰收放卫星动员大会，为了表示积极响应号召，他抢先登台发言，慷慨激昂，说要保证今年夏粮亩产超千斤（那时的小麦平均亩产一百斤左右，我老家的村子由于缺少肥料，一般年景一亩小麦打八九十斤）。谁知后边发言的人完全演绎了三人住店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吹得高，最后上台的人说他们“亩产超八千，拼死争一万”。我这个堂兄被当作右倾分子活靶子，在大会上挨批判，受辩论。那一年小麦的卫星被我们河南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放了，是亩产7782斤。水稻卫星被南方某公社放了，达到12万多斤。报纸上登着一个小男孩站在稻稞顶上的照片，稻子密得连人站在上面也漏不下去。这消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激动得彻夜难眠。他老人家出身于农民家庭，对种庄稼并不外行，他应该知道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然而他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数字的真假，数字的真假并不重要。这个最得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浪漫主义诗人，宁肯相信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编织梦想的激情与创造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热腾腾的人气比打不打粮食更重要。那是一种精神，那时经常有上边领导到下边去看丰收粮仓，大囤满小囤流，囤里是麦草，囤面上盖一层粮食，很多当官的心知肚明，却还是欢天喜地，大加褒奖，该升官升官，该受奖受奖。这是大家的需要，囤里有没有粮食并不重要。你亮了底，败坏了大家的精神，不惟坏掉许多人前程，还会使自己倒霉。鲁迅早就说过，彻底是好的，透底就不好了。西方人的观念比我们形而下。这跟他们重实证的传统有关。他们只相信科学证明，不相信美丽梦想，缺乏浪漫主义精神。如果他们研究一下中国古典神话，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浪漫主义有更多的了解，就不至于把我们的豪言壮语当作撒谎骗人，1958年许多跃进民歌（后来被我们最有革命激情的郭沫若先生编入《红旗歌谣》），比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征服，大山能搬家。”不都是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演绎来的吗？西方人肯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最正宗的宗教——道教就会明白，中国人重气、重意，不重实际，一重实际，人就成了俗物。在炼丹术的学问里，用柴薪、鼎炉、矿石去炼可以服食的丹散，这是外丹，是最低级的修炼。真正的修炼是精、气、神。以身为玉炉，心为金鼎，精、气为药石，气运泥丸，下降丹田，意念所到，去矿留金，炼成了真丹，可以心存万仞、意吞八荒。这还是下乘。中乘以乾坤为鼎器；上乘以天地为鼎炉；最上乘以太极为炉，太虚为鼎，不但宇宙囊括其中，连宇宙没形成时的混沌也都炼入胸中。这等气魄、这样境界，西方人能想像吗？有了这样的气魄，何愁白日升天，羽化成仙？西人把我们的炼丹术弄成了冶炼术，精神的东西被物质化，他们虽然得到了金、银、铜、铁、铝、汞、铅，可以拿它去赚钱，却失去了精、气、神，堕为凡胎。他们修不成正果，却说我们骗人。这能怪我们吗？公元610年，中国第一次搞对外开放，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不知道他们叫不叫什么节？）用了一万八千人演节目，声闻数十里，一连半个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华衣，盛饰市容，西域商人免费吃喝，醉饱方休。他们看见树上缠着锦缎，就很不明白地问：“你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不给他们做衣服？”（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65年版第三编第一册38页）他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礼就是讲究排场，自己再苦再穷也不能不撑面子。我们算的是精神账，不是经济账。如果他们把这种热情好客也当作欺骗，那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几年前一个外国人到我们老家去考察黄牛养殖，县里通知把全县的黄牛都拴到公路沿线村头上，其实这并不是欺骗，把最好的拿给客人看，这是中国的礼仪。况且关系到世行贷款，重视一下是应该让他感动吧？
报喜不报忧，多歌颂少暴露（最好只歌颂不暴露），并不是鲁迅这老夫子所说的瞒和骗。——鲁迅帮助外国人妖魔化中国，是因为他读多了外国书。他应当知道，隐恶扬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中国人讲究为人助兴，说话吉利；讨厌口无遮拦，扫兴、败兴。外国人经医生诊断得了不治之症，他本人有知情权，医生必须告知他。医生、家人可以安慰他，但不应该对他隐瞒病情。中国人被诊断出绝症一般不告诉本人，只告诉家人，家人总要瞒到不能瞒下去，让他自己慢慢明白，也许直到死去，家人和他自己都不愿把真相说出口。讳疾忌医，不犯忌讳，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原则。除了不扫人兴，还有礼仪上的规矩。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读错了字，我当时举起手说，报告老师，那个字念栅（zhà）栏，不念栅（shān）栏。老师板下脸冷淡地说，就你知道得多！事后有位对我比较好的老师找我谈话，私下教诲我，你怎么可以当堂举手纠正老师呢？你不懂中国的古训“下不犯上”？即使你说得对，也要为老师保全面子，“为圣者隐”。儒雅的人讲究息事宁人，执拗较真是没涵养的表现。长大后读了“指鹿为马”的典故，才明白不说破真相不仅是出于为圣者保全面子的礼貌，还有更深层的利害。赵高当然知道那是一头鹿，他故意把鹿说成马，谁天真到以为他不识鹿、马，站出来纠正，那你不是叛逆就是笨蛋，该杀无误。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你愿意上钩，那有什么办法？如果我的老师故意把字念错，来测试我们对他敬畏的程度，我不就是那个该杀的蠢货了？礼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犯上不只会削弱在上者的权威，还能测验出一个人忠心不二的程度。没有忠心，势必有一天会作乱。所以在中国成语里“犯上作乱”是同一个词。
认真习礼的人不但懂得不犯上，还要学会敬上，体上。武则天登少室封中岳，山谷里风撼林涛，武则天问，这是什么声音？她身边的臣子说，这是山呼万岁。这是我刚从旅游点上听来的故事。武则天身边的人就是个习礼得道的人。武则天并不是不知道山不会呼万岁，可她心里希望这声音跟她的到来有关。某位领导好写字，你赶快给他弄纸笔，替他装裱，宣传；某领导好摄影，你给他弄相机，胶卷，帮他冲洗放大，办展览；某领导爱写点诗词，你赶快给他来篇评论，拿到最显要的报纸去发表。这仅仅是拍马屁，虽然会得到小小的好处，可还做不了心腹。真正能干的臣僚应该是上面想什么，不说出口，甚至嘴上说不，你要会按他的心意把事情做周到，这才能成为心腹。外国人竞选总统、州长、议员，不遮不盖就是要竞争，公开拉票，不惜花钱，这种不顾廉耻的做法为我们礼仪之邦所不齿。按中国的礼仪，想做什么是不能说出口的。曹操、司马昭都想做皇帝，心腹们不断上书劝禅，劝进，最后他们的儿子替他们实现了愿望。石敬瑭、赵匡胤、袁世凯即使心里非常想做皇帝，嘴上也要一次次谦让，让臣下三番五次上表，甚至把黄袍加在身上，弄到不接受就有拂民意，这才肯登禅受赐，比外国人到处游说、丢人现眼有礼了多少倍？现如今非常想当官的人，一边不惜手段去跑，一边口头上还要不断表白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很淡，甚至把人杀了，还说无意和他争。脱开世俗目光去评价，这是帝王文化之真传。帝王文化之博大精深，岂是孟德斯鸠者流参得透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出版于1748年，也就是乾隆（清高宗弘历）十三年，我中华大清正当康乾盛世，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康熙是清朝最开放的王朝，对西方宗教文化比较宽宏，待西人也比较客气，由于他的客气，基督教、天主教才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可这个不识好歹的孟德斯鸠非但不领情，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见前书129页）。他埋汰了中国，使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按他的高见，国家政体分为三类：“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誉；专制统治则基于恐怖。”（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孟条）看来我们中国的帝王在他眼里连君主政体也算不上。令我们二十一世纪许多大腕文人赞叹而引为自豪的千古一帝，只不过是靠着恐怖、强权才得以坐稳江山，一个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我们立国的基础竟被他说成是恐怖。这话确实叫人难以下咽。
好在这本书是二百五十四年前的事，二百五十四年前我们被孟德斯鸠妖魔化了一次，和他较真也划不来。二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过去了，我们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应该让这位借骂中国成名的人到中国来看看，让康德、黑格尔也都来看看。鲁迅这老头也该醒过来，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程度比二百五十年前有多大的进步？（起码我们从八十年代起已经推广了“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再见”这十二字文明用语。说实在话，当初乍听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最后说“谢谢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诧异，干吗谢他？两人见面或是通电话不问“吃过了”简直没一点礼貌。）瞒和骗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在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类似的名言，虽然我们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否则就是迂腐），可我们的说法毕竟要什么有什么，怎么说都成套。如果中国人敢于面对自己的丑恶，妖魔化对我们还有什么作用？
选自《随笔》，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