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1909～2004），四川合江人，雕塑家、美学家。著有学术论著《新文艺创作论》、《新艺术论集》、《论艺术的技巧》、《王朝闻文艺论集》等。

迟桂花

10月16日由北京到杭州，主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次日游9溪18涧和云栖竹径，对老树成荫和翠竹夹道的景色，我既觉陌生又觉“旧时曾识”。湖外山区，似比西湖对我更有魅力，也更值得留恋。

大约在50年前，9溪18涧的路径是曲曲折折的。如今，曲径已被简易马路所替代。那些甘居寂莫的“跳磴子”，早就丧失了供人渡水的使用价值。我乘游伴不管我的时机，在它们上面走走。它们未必觉得自己并未受到冷落，我却因为没有跌倒而暗感自豪。

在不识地名的茶田里，有一座不再起路亭作用的路亭。它的顶部已经破损，出现了可看见天空的窟窿。这种本来只有屋顶和石柱而无墙壁的路亭，本来是让行人躲太阳躲雨的长方形建筑。如今已经免去了承担过的这种义务，对曾受过它的关照的我，却还能引起怀旧的亲切感。它的造型虽然简陋，在骄阳似火或骤雨降临时，可以给人们精神上提供慰藉。这种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建筑物，如今好像成为没有青春年华以骄人的老妇，即使有时髦的打扮也难以引起行人的青睐。好在它不会招峰惹蝶，避免了“某某到此一游”的涂抹和轻侮。

如今，否定一切传统和否定传统的一切的论调正在流行。这现实，也是我感激这种路亭建设者的原因。感激他们对行人的关心，对于行人那种合理的和符合身分的需要的尊重。当我回到城里住处翻阅旧报，看见制造假药、不顾购买者死活的报道，我就更加觉得，不论这种路亭的建筑者是否基于修桥补路以给自己积阴功的迷信观念，它的存在至少要比唯利是图而造假药的行为文明一些。

感谢主人和游伴们对我的关照，陪我绕道去那从前住过的五峰草堂，当年的邻居阿宝姑娘一家去向不明，最老的居民也不能提供任何有关信息。我在那里集体住过的楼下那三间房，连房门都改变得难以识别了。当年住在那里的那些愉快或苦涩的经历，已经像褪色的照片那样显得模糊不清。但我仍觉不虚此行，也算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收脚迹。”

这次来杭州，感到更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攀登我近年来想念中的翁家山。想念翁家山，主要是希望知道，作家郁达夫写作中篇小说《迟桂花》所涉及的环境。小说所涉及的翁家山的自然景观，当然不能没有想像所形成的虚构性，硬说什么王府的花园就是小说里的大观园，这种考证学和我的兴趣无缘。但是，郁达夫在《水明楼日记》的记事里说过：“大约《迟桂花》可写一万五六千字，或将成为今年的我作品中的杰作。”在另一则记事里还说：“午前又写了4000字，《迟桂花》写完了”最后一则记有关的记事这样说：“今天久雨初晴，当出去走一天，可以看出我所说的地理，究竟对不对。”这一点，足见作家对写作态度的严肃。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的读者我，如能在翁家山一带看看作者“所写的地理环境”，岂不更能受到小说家怎样对待素材的启发。

我此次南来，已经错过了白居易那“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大好时机，更谈不上体验“郡亭枕上看潮头”的愉快感。但今天在幽深的云栖寺一带游览时，却闻见了一息不知来处的桂花的香味。如今已是冬初，这种香味比郁达夫所指的迟桂花更迟些。

人们由感觉所引起的联想，不能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差别。我同意郁达夫用迟桂花象征人物的性格与遭遇，正如我同意他在1937年的《回程日记》里所说的“新绿能醉人，尤以江南风景为然”的那些话。所以在1981年游昆明时，趁夜深人静时写了一篇短文《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不过，他在另一处说的——桂花香味引起性的敏感，这一点对于感觉迟钝的我，却是难以领会的独特敏感，不像苍松翠竹那么令人陶醉。

图不得

10月19日来到新安江宾馆，午睡后趁有空闲，翻阅路过富阳时买到的佐藤春夫中短篇小说集《更生记》。随意选读那篇《田园的忧郁》，刚读了两三段就离开书本而胡思乱想起来。

它写茅屋所在的环境，写人对色彩浓度的特殊感受，说“它坐落在浓郁得发黑的深绿色间”。这“发黑”二字，对我显得格外富于魅力。好比齐白石画荷，偏偏要用浓墨来画荷叶以显示绿色的深度那样，小说家用黑色来形容深绿色，表明艺术家引起感觉时就已经具备了夸张性，而不是在动笔写作时才有所夸张的。“新绿能醉人”的说法的比喻性和夸张性，未必是郁达夫动笔作记时才引起的。我虽不是小说家或画家，我由客体所引起的感觉也不那么“老实”。

昨天我们坐的轿车在并不忧郁的田野旁边行驶，车窗外微雨中那些闪烁在眼前的景色，格外令人感到欢快。除了红铜色的晚稻稻田，除了灰瓦粉墙的民居，除了安静和自得的兰山，除了绿得发黑的松柏还间或出现了一种更有趣的东西——对绿树甘当配角，却反而成了主角的一些红色或黄色的秋树。尽管只有细雨而没有阳光，那叶子红得好像正在闪光的乌柏树，那红叶红得好像正在燃烧的火焰。佐藤春夫小说的主人公，有“皈依温情而平凡的自然”的“渴望”。我此次南游，似乎也深感自然的“温情”而乐于“皈依”它。然而这种火焰般的红叶，颇有点喧嚣的味道，不是绝对“温情”的。不过，它却不同于色彩的噪声，它的喧嚣并未破坏自然那“温情”性的基调。

我的这种不假思索的直觉，这种直觉自身的夸张性，也许正是画家小说家在表达形式方面的创造性的一种可靠根据吧。

在佐藤这本小说的目录里，还有一篇引起我注意的篇名——《都会的忧郁》（我更来不及阅读）。也许因为江南的景色很优美，和我头脑里储存的令人感到过的忧郁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它们对我才是不招自来而显现着，迫使我把它记下来的。譬如十年动乱中的批“黑画”，譬如某些并无真情实感却一味追求刺激性的“艺术”，譬如四天前那包围着我在都市的住室周围的浓烟、飞尘和噪声，也许因为这样的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当前景色的对比，我才更加觉得，宾馆窗外，那深绿和江声拥有令人感到欣喜的魅力。我追记上述感受的此刻，觉得批“黑画”者不只患了政治上的过敏症（也就是麻木症），而且在审美感受上患了迟钝症。艺术家们的遭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挨批的石鲁早已亡故，成为夭折了的天才；挨批的叶浅予却幸存着，他故乡桐庐县当局，在桐君山给他建筑了一座画室。

昨天我在桐君山参观了浅予画室出来，参观了民间艺人为陈老总作的浮雕式的木雕像，然后顺着山边比较平坦的石板路下山。路过合江亭（桐君山在两江会合处），为亭柱上的对联所吸引。据暂作导游的那位同志说，这石柱上原有的对联，在十年动乱里已被当成毒草毁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按原句重写重刻的。那一副明代当地县官撰写的对联的内容，和合江亭这一名称一样，具有表现当地自然景观的特点的意思。下联“数声渔笛月明中”，虽也显得风雅，也许因为我缺乏在这里月中观景的实感，对它并不特别欣赏。而它的上联——“别有丹青图不得”，却引起我的兴趣而久看不舍得继续赶路。因为，它生动地概括了艺术与对象的矛盾。

当然，富春江的优美景色，不是根本不能用绘画来表现的。浅予的长卷《富春江图》，不也像古人的《富春江图》的创造性那样，画出了他自己对故乡的美的特殊感受吗？看来这位明代的县官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美学观，有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的特定信念吧。否认艺术形象可能比自然现象显得更美的判断是不妥当的，但就自然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与艺术反映的局限性、确定性的矛盾而论，对象自身也有“图不得”，即不可穷尽的美的更大限度的无限性。

游桐君山一小时之前，观赏过名噪遐迩的石洞“瑶琳仙境”。洞中的奇石果真神奇，可惜对奇石的种种命名，作为人对自然的感受的表现，不只是过分确定了的，而且是妨碍游人发挥自己在感受方面的能动性与自由性的，所以那些命名是越“图”越令人感到乏味的。

虎穴

在新安江，至少有两件事值得追记。一是10月19日给二姐上坟，二是游千岛湖。

比我整整大10岁的二姐，1985年在金华去世。她的女儿和女婿，把她的骨灰安放在新安江——她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最久。我常常怀着儿时的记忆想到她和大姐、李四姐，正是她们培养过我游览风景的兴趣。在我五六岁时，她们给我讲许多关于长江三峡之险的见闻。二姐逝世前的那照片，只有鼻梁和眉骨还可辨认。这位87岁的老人，正是从未责骂过我这淘气的弟弟，一个性格温和的姐姐。

当天下午，外侄女夫妇领我与简平走向市外有二姐坟地的山坡。山上全是桔林，守护桔林的农民阻止我们通过桔林。我们反复解释了上山的惟一目的，终于这样勉强让我们过了一夫当关的三关。他们不信任我们的原因，是前两天还有来自上海的游客糟践过树上随手可得的新桔。当天这一意外遭遇，使我回忆起7年前在黄山的意外。好斗的游客捅了路边的马蜂窝，蜂群把后到的我当成对它们的挑衅者。尽管我不是它们辛勤地营造出来的家的破坏者，也被它们蜇得我打过针还痛了两三天。

在新安江的第二天，冒着小雨下船游览千岛湖——有名的新安江水库。得见水碧似深海的大湖里，有许多露出水面的山尖，有的像高山巨岭。突然看到远处有一条红色的岸，才知道不知在什么时候，太阳从云里露出脸来。每个“岛”都长满了青松，只有“礁石”才是秃顶的（长期淹在水里的山尖，丧失了原有的地表）。

游船贴着一个大岛航行，大岛脚边露出好像三峡里的岩石那么耐看的岩石。不知是在多么古老的年代（即有薪山地表之前），岩石已经被水冲刷得很光滑，显现着嶙嶙的沟槽。又不知经过多少年代，岩石又被森林所覆盖。如今绿被受了库水所冲刷，岩石又露出它那嵯峨而自负的面貌。

同游者对我说，古老的淳安县址如今淹在水底。土墙建筑虽已泯化，木构建筑的构架还是完好如前的。我祝愿其中的海瑞祠，能像沉木那么变得更加结实，不至像写《海瑞罢官》的吴晗的身躯那么容易受到磨损。

外侄婿对着一个岛腰上的庙宇，说这个庙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有关系。现在庙上已无和尚，庙里的泥塑避免了那十年浩劫的捣毁。看来一时捣毁不掉的，是三个和尚的那种互相推诿的精神状态。

游船在桃花岛暂时停靠，这是当天游程里最感兴趣也最觉扫兴的地方。码头上有水泥做的大牛头，牛身是固有的顽石。牛头是拍电影者按其特殊需要而塑出来的，有些图好玩的游客爬上牛颈拍照。怕我摔倒的驾驶员路同志，搀扶着我在泥滑的石头路上行走、在狭窄的岩缝中穿行。回船时才知道，他自己的鞋跟掉了一只。这也表明，“和尚”不都是自我至上的。

我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一路上仍贪看那些百看不厌可惜来不及久看的顽石。那些形态各异，却都显得神态自尊的顽石真好看。祝愿它们少受自作聪明者给他们随意命名，人为地削弱以至破坏了它那深广的不可穷尽的内蕴。可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别人和我的趣味不同并不奇怪。那个深度只有数米，走不多远就能见天的石洞，被命名为“虎穴”，这却是不敢苟同的。人们不仅在洞口刻上“虎穴”二字以定案，还把洞内的石头刻成虎子和老虎。看来“巧夺天工”这一赞语颇有消极影响，多么巧妙的人工也不能保证固有的天工，何况虎形的刻法消除了虎神。我希望这种片面性的方法，这种轻率的态度，这种狭窄的趣味，不再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而更加泛滥起来。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洞外那座好像什么也不像，却很耐看的巨石，还没有被刻成将入虎穴的英雄，或在它身上刻字以示风雅——所谓自然的人化。

当天在排岭——新的淳安县城吃中饭，没有多余的时间参观市容。没见过什么从旧城抢救出来的文物，只在书店买了和“到此一游”毫无关系的一本书。归程中回顾排岭高岸上的建筑物，觉得它们显得太重实用而缺乏点景的审美作用。祝愿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改建为与湖面的审美价值协调起来，成为富于地方特色的美好建筑物。

不能包办

10月23日一早，我被噩梦搞醒——梦见有人故意四次向我身上吐痰。当我追记梦境的此刻，梦境的具体状况虽已淡化，却还未能排除在梦里感到的恶心。我想不起在白天受过什么不良刺激，竟会引发出这么讨厌的梦境。

会不会因为白天游览金华名胜双龙洞时，得知石壁上的石刻题字，在十年动乱中被当成毒草毁掉；如今，虽能由此想像当年的“英雄”们的气派，石刻却无从恢复，所以在我潜意识里对十年动乱的憎恶，再一次以新的和虚幻的形态活跃起来，我说不清。

会不会和昨晚那个看了使我失望的电视节目有关，我也无从作出自信可靠的揣测。那个说是要介绍四川风景朝阳湖的节目，开始唤起我的关注（我从来不知道，故乡也有这么值得上电视的湖泊）。可惜，自始至终，出现在荧光屏上，全是水上游人（例如一对男女玩脚踏水车）的娱乐活动。画面使我无从想像，究竟什么是这个水域与其他水域相区别的特殊点。如果把这个节目当作是在给旅游广告的东西来看待，它还没有摆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过的一般化的文风的束缚，这种广告也不会有促使人们去到那里搞水上娱乐的特殊效力。或者可以说，制作者和他的领导者，只图吸引人去游耍而忽略了广告形式会不会一般化而丧失了应有的号召力。既然看不出风景区那与众不同的优势，这种广告很难达到应有目的——吸引人们非去到那里游览不可的旅游冲动。

看来一般化也就是一种庸俗化，这种文风在旅游事业中也还颇有市场。这次我来浙江，包括绿化方面，各种成就令人感到兴奋。但在某些风景点里，包括某些溶洞中对激光的使用，基于把风景区娱乐场化的动机，炫耀现代物质材料的作用而忽视自然景观固有的审美价值，种种自作聪明的加工的结果，不是对质朴的自然的美化而是滑稽化。对某些奇石的命名显得牵强附会，矫揉造作，某些导游词显得缺乏对自然美的应有的尊重。包括那种硬滑稽的结果，不是丰富了游人的想像力，而是对自然景观固有的美的特征的庸俗化。在《优语集》里，有“科诨天然，不失典雅”的论点。然而某些导游人和他们的导师们，为了讨好游人，硬说入洞处的石头是欢迎游人的什么，出洞处的石头是送别游人的什么。这种讨好游客的科诨，既有损自然景观的天趣，它自身也有失于感受的典雅，既不尊重应当受到尊重的自然，也显得解说词不那么自重。游人听了上述解说词也会发笑，不过这笑声的引起，究竟是他们容易感到满足的表现，还是他们觉得解说词自身的趣味不高，我还说不清。

通俗化不应当就是庸俗化，怎样对待旅游对象应当具备一种美育的性质。包括从事美育的导游，尊重游人自己的感觉经验，深入理解游人的审美需要，这也就是他对自己的一种美育。美育和智育密切相关，导游认识游人发展着的审美需要，更注意美化与丑化的差别和联系，这一点也意味着自己对自己进行智育。游人乐于接受有助于风景观赏的诱导，也乐于依靠他们自己对某一风景点的特殊的美的发现。当导游对游人的发现起着诱导作用，不只是在更高层次上适应着游人的审美兴趣，同时也表明导游人自己的聪明才智。只顾迎合不那么高级的审美趣味，既不是对游人的兴趣和智慧的尊重，也不能表现导游者自己的聪明才智。当那些庸俗的解说词妨碍游人有所发现的兴趣和自由，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导游自己的自由和应当进一步提高的趣味。

较之观赏对象无限丰富和潜在的内容，较之发展着的审美需要，多么完整的解说都不见得是符合实际的。相反，即使是简单得只有一两句话的解说，例如对待平躺在船上进入双龙洞水的游人，提出如何注意安全的亲切警告，才是切合需要和值得感激的。

对游客的警告，在方式上也可能发挥艺术性。陪我们参观的同志提到一位游双龙洞的艺术家，说他的肚子胖得像一只大鼓，出洞离船上岸时才觉察到中山装少了两个扣子。这一趣闻使我相信，倘若导游者适当改造这一趣闻，当作有幽默感的警告词来使用，不只可能避免导游词的包办性，它还可能丰富旅游者的精神生活，也是导游人在进一步创造着作为富于创造性的导游人自己。

步虚游

昨天（10月26日），又是个微雨天，我对“十月（夏历）小阳春”的俗话的信念，像前几天那样受到了多变的气象的嘲弄。今天，我们和昨天游览永康的方岩一样，又冒着细雨游览了缙云的仙都。行动很不从容，颇有点跑车观景的意味。

卧车出缙云市区向东北行驰，很快进入称为好溪那被绿色包围的地带。尽管还没有到达天都风景区，一路上那青山绿水的景色已显得特别有趣，这种前奏般的景色，调动了我观赏仙都景区重点景色的期待，颇有所谓先睹为快的激动。

在天都招待所里，看到墙上那许多的风景照片，预感几个小时的观赏计划定不够用。好事难全，能看多少就看多少，所以情绪一直很好。但是，当我听说其中的步虚山可能要更换新名，却没有从尚未经历到的实际出发，只凭自己那间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不赞成更换山名的设想。我的理由未必充足，只不过觉得，包括仙都这样的命名，其实都带虚构性。即使“虚”字与道家以无为有的哲学观点相关，既然步虚山这个名目已经是流行，而且不见得因此有碍于引起游人的新感受，对游人新的审美理想并无不可排除的干扰。何况，袭用旧名未必就是态度保守。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不能没有差别，多么中肯的命名都不能不带主观性。主观性的感受不能没有矛盾性；倘若命名太实而缺乏虚灵性，反而会与游人各自不同的审美感受相对立。那就不只觉得某些命名单调和平庸，而且因为它反而削弱了景色自身的丰富性，也就更加觉得这种命名乏味。

中午当然没有睡睡午觉的时间，吃完主人菜肴过于丰富的午餐，就冒雨乘车向最重要的风景点——鼎湖峰方向进发。所谓鼎湖峰，是东靠步虚山的一根“高约200丈”的孤立着的大石柱。人们从它的动势着眼，称之为石笋，而且这个峰名更流行。鼎湖峰这一名称，据说是与晋代谢灵运的《名山志》“顶有湖，生莲花”的记载有关系。据说在《东阳志》里，还记载了轩辕黄帝留在峰顶置炉炼丹的传说。我对这些看来带虚构性的介绍不太感兴趣，也不赞成任意称它为天下第一最高峰。但只凭直感，也觉得这座顶天立地的巨石显得神奇，不知它经历过多少悠久的岁月，仍然看不出它那明显的风化程度。和人类过于短暂的寿命相比较，它无疑是更富于竞争力和存在优势的。当然，倘若有人一定要把它当成开采石材的对象，那是另外的问题。

也许神仙对我们这些凡人也持容忍态度，小雨在我反复仰视石峰时已经停了。我们走过宋代建成的石板桥，感谢热情的主人的扶持，我也能十来步一停地，向步虚山那近90来度的陡峻的石阶向上登攀。近在面前的峰的高度，往往成为我推测自己登山高度的量度。喘喘息息，起起站站（有时坐在湿了的石头上），还算可对付。山下的田园、溪流、道路、屋舍、林木，在越来越广阔的视界里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面前那个石峰的形态，却随着我的立足点的继续上升而不断起了变化。与仰视时所得来的印象——方形和直线不同。它不只出现了更能显出动势的曲线，还看得见由峰顶直下的一条也许是流水冲刷和磨蚀成的巨沟。

在可以约略俯视鼎湖峰顶的步虚山顶的步虚亭前，只隐约看得见它那峰顶的松树。“湖”里是否还长有莲花，我此刻实在难于想像。据说有能人攀上过鼎湖，这一点我也难于揣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这些神奇得难于确信的传说与记载表示怀疑，触犯了神仙的尊严而要惩罚我，这时突然又下起小雨来。坏事往往也是好事，这时细雨构成的白雾笼罩着石峰，意外出现的雾增加了石峰的运动感，给我们提供了在晴天看不见的朦胧景象。简平突然对我说：“你看，在石峰那巨缝里，还有瀑布呢。”这发现，不完全出于她那期待看到瀑布的幻想。我细看那巨大的石缝，的确有尚未成为瀑布的流水。倘若雨下得再大些，她的兴趣定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我究竟还是一个俗人，宁可不看这种难逢难遇的奇观，也不安于穿着汗水和雨水内外夹攻而弄湿了的衣服，在这冷而劲的山风吹拂的亭里躲雨挨冻。

为着不至误了观赏其他风景点——姑妇岩、倪翁洞、五老峰、仙女照镜的时机，我们从另一条道下山。另走一条较为平缓和安全的小路下山，是主人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惟恐我跌倒的朋友们，一左一右地握紧我的两条臂膀向山下“滑行”。他们的这番好意所形成的样式，使我联想到十年动乱中那意义不同的“喷气式”遭遇。我说的“滑行”不只是说我像进了跑道的飞机，想说我的脚步很虚地在往山坡下溜动。下得山来，不只他俩满头大汗，我也是汗流浃背的了。这时我觉得：那步虚山的命名，对我另有一种特殊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