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1945～），男，上海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沧海歌》、《摇篮集》等；诗集《抒情诗一百首》；文论集《诗海泛舟》；长篇小说《走出屏风的时代》等。

一过酒泉，西风更烈。

西行路上的荒漠与废墟，更加浓重地扑面而来，更大的戈壁更多的沙漠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下，大的荒凉震颤着我。

风化的长城，千百年前废弃的村落，那是现实行进得太匆忙呢？还是历史牵挂着它的残片？哦，真的，沙漠让你无法想像当年跋涉者的脚印，戈壁让你无法细读那谜一样的石头的排列。

晃动着金色叶片的小叶杨，宁可自己蓬首垢面，而屹立在风沙中的红柳，那多少被黄沙侵染得黯淡的红色，都留在身后了。天上没有一丝云絮，真正高远的蓝天，戈壁滩上没有一只鸟，大荒凉大寂静。

我们先祖的脚印始于黄河流域，炎黄二帝尝百草种五谷发明耒耜耕耨，直到极一时之盛的汉唐魏晋文化。汉武帝正是在华夏民族的鼎盛时期决心“凿空”西域的，丝绸之路便应运而生。

丝绸之路的出现，尤其在它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上却留下了无数埋没的、残损的、至今依然壮观的历史、地理、人文的景观，以及重重叠叠的脚印。不妨说，那是人类行进的使命未竟，上苍殷殷的照拂未断。当丝绸之路的相当一部分被沙漠埋没之后，河西走廊尽管历尽战乱、凋敝与风沙的进逼，却不仅至今仍然存在着，且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崛起，而有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在兰州、在酒泉公园，西行路人不断有人告诉我：这是左公柳。

那是苍老的纪念。风雨未及卷走的站立的斑驳。

历时120余年的老杨树老柳树老榆树，粗糙的树皮如同当年西征丁勇的盔甲一样，那横伸枝节的树冠虽然被厚厚的尘沙压着，却有掩不住的苍老的绿色，显示着植物世界生命的强大与韧长。

因为这树，人们就不能不想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安到兰州到新疆开辟了一条3000多里长的大道并且在道路两旁种了3000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了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后人的诗赞实不为过：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后人谈论大西北，不能不说左宗棠。

这是因为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占领10年的伊犁地区从而使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划归中国版图者，是左宗棠；趁用兵西进之机，向朝廷报告“西北苦，甲天下”，使贫困真相不被掩盖者，是左宗棠；明确提出在西北“图数十百年之安”，从而修路种树开渠挖井以为民生之利者，仍然是左宗棠。

后人也有称酒泉湖为左湖的。

左宗棠第一次驻节肃州时出酒泉巡视嘉峪关，只见名关为风沙所困，断垣残壁可以驱车直入，有关无关似已不关紧要，便亲令防营修整关防，每日按律开关闭关，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置于关斗。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城。安西号称世界风库，不知风从何处来，只觉得四面是风，风里夹沙，飞扬混沌，靖边安邦倘不治理风沙，这在中国西北是万万不可能的。

左宗棠亲率兵丁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把东西城墙的积沙铲除干净，再引来疏勒河水，环城挖壕，两岸遍栽杨柳，安西城才有了往昔城关雄峙的真面目，还添了杨柳依依的景色。

我去安西时，左公柳已经寥寥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接敦煌东连酒泉的防护林及星星点点的固沙植被。

安西县城里是一个挨一个的摊贩，在午后的炽烈阳光下叫卖声依旧嘹亮。

纵观左宗棠在西北的筑路、植树，起因于军事上西征的需要，诸如兵士的调动、粮草转运等等，却又同时着眼于民生的长治久安。当时的路面也相当开阔，约为三丈至十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并行，路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路随人修，树跟路立，从潼关开始而西安、而兰州、而六盘山、而会宁、而固原横贯陕甘两省之路，这路及路边的树继续往西延伸直到新疆的喀什噶尔。

左宗棠号令之下，湖湘子弟兵究竟种了多少树？有史料记载的，陕西长武至会宁县600多里，种活的树为26万4千株。《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缘如帷幄。”各县地方志实录可考的尚有：会宁境内2万1千株；安定境内10万6千株；臬兰境内4千5百株；环县境内1万8千株；安化境内1万2千株；狄道境内1万3千株；平番境内7万8千株；大通境内4万5千株。

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绿树成阴不觉心生快意，戎马边疆风霜沙积的辛劳似乎有了回报。

也许最使左宗棠感慨的，还是河西路上，左公柳下的一个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

左宗棠勒马告示下，沉吟再三。

他知道，“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诗是老部下杨昌浚奉左宗棠之命到肃州效力时，在河西走廊路上吟得，一时竟也传遍肃州大营。左宗棠闻之，只坦然一笑。是夜，宴请老部下，奏平凉之乐《阳关三叠》，倒是让左宗棠多喝了好几杯酒，那西出阳关之苦，把路修上天山，把树栽上天山，岂是等闲之事？丰功伟业无不艰苦卓绝，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在蓦然回首中的酸甜苦辣了。

肃州乐师竟在《阳关三叠》之后，以原曲演唱了杨昌浚的诗，唱到“新栽杨柳三千里”时，左宗棠竟一手掀髯一手击节，已经热泪盈眶了，他想起了什么呢？

出嘉峪关，从哈密到巴里坤，翻过三十二盘天山之脊，那路是凿出来的，“张骞通西域，史家谓之‘凿空’，为不谬也！”左宗棠对属下说。

三间房和十二间房，那风沙能把人马席卷而去，古称黑风井，时称风戈壁，也就是《汉书》所说的“风灾鬼难之国”

“锤幽凿险，化而为夷。”这是左宗棠给清王朝奏稿上的两句话，可是兵勇艰辛，路途劳顿，路之难筑，树之难栽岂是千言万语说得清的？

左宗棠又吟哦了一番：昆仑之墟，积雪皑皑便扬鞭策马而去。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

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困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曾经绵延3000里的左公柳的命运仍然免不了被砍伐当作木材与柴薪，真是可悲可叹。

河西走廊：祁连山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漠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在近代惟一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曾经种植3000里之远的行道树木，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左宗棠在西北亲历了光绪三年的百年未遇的大旱，饿尸遍野，焦土满目。开仓放赈，自己捐出俸禄，那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再加上沙渍戈壁的横亘总是终身难忘了。那时左宗棠不可能去全面地治理沙漠，种树开渠虽是权宜之计，却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如果说左宗棠筑路、种树，横贯陕甘两省直到新疆，其功厥伟的话，那么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则是更加惊心动魄的。

我惊心动魄地想起了三北防护林的现在和将来。

左公柳的兴衰，不是恍若眼前吗？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要为社会、历史种种条件所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三北地区近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15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因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45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萧条，有的已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么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程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真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西行路上，能不教人感慨万千？

当我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漠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依旧、戈壁依旧；高大的衰朽了，细小的幸存了；人的创造如此艰难，人的破坏力如此巨大；谁来拯救人类呢？

左宗棠的西行之路自然也是百感交集的。在他之前30年，林则徐蒙受不白之冤于1842年被充军伊犁，途经兰州，甘肃布政史程德润设宴为其洗尘。

如今左宗棠正奔走在林则徐的放逐之路上。

大戈壁原本就是大悲怆。

它埋没了多少？它掩盖着什么？哪里是林则徐的脚印？

嘉峪关上，当左宗棠面对祁连山皑皑积雪吟哦林则徐在嘉峪关写的《出嘉峪关感赋》时，左右随从无不为其诗其声而掩泣——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

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峭摩肩立，

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

回首只见一丸泥。

吟罢低眉，黄风四起，左宗棠老泪横流：“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