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批评家。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短篇小说集《创造》，话剧《清明前后》，学术论著《夜读偶记》等。
近来读报章刊物，常见谈论历史的文章，因此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凑个热闹，就抓一件千古奇冤的公案来谈谈罢。
这件公案，就是易庸先生的《东窗之下》所取材的宋朝岳飞的冤狱。（见大众生活新十号）易庸先生取这历史题材来写“故事新编”的《东窗之下》，他有他的注目点，读者自能看出来，此非本文所要论列。我对于他的看法，也同意；不过在同意以后，还想加一点补充。而这一意思，又是读了本刊上期陈此生先生那篇文章引起来的。
提到南宋的高宗，通常都把他看成一个贪图苟安，虽不怎么“昏”，然而颇为庸碌糊涂的一个人。提到秦桧，通常又都把他归进“弄权宰相”的一类，以为他是擅作威福，声色货利是好，相同于杨国忠那样的家伙。但是据我看来，这未免小觑了秦桧和高宗！这两位，一个是颇为精明，一个是相当谨慎恭顺；如果说高宗受了蒙蔽，为秦桧所包围，而秦桧是专横弄权，他们要是地下有知，高宗也许要窃笑，秦桧大概会呼冤的罢？杀岳飞，实在是他们两个串通了干的把戏！
为什么要去掉岳飞？因为岳飞是高宗君臣对金人和议的最大的障碍。为什么罢免之后，非杀不可呢？因为岳飞带领重兵，迭建功勋，倘使无罪便该释放，既然放不得，就只有杀了他。为什么高宗君臣一意主和呢？因为高宗是精明的，他从保守“祖宗基业”这一点上考虑，从当时他所托足的半壁江山的现实问题上加以研究，认为对金议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一来，他虽然把“祖宗的基业”丢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则尚可保有；秦桧是谨慎恭顺的，他执行了高宗的意旨，而且还为了顾全朝廷和诸将的关系，他宁愿自负恶名，这难道还能说他不“忠”于朝廷？
要说明上面的论断，我们须把宋朝南渡前后的内外情势，先作一个鸟瞰。
宋朝和其他朝代不同，它是“先天不足”的；建国之初，它就带着“外损”和“内虚”的重大症候。雄踞北方的契丹族（辽），早已奄有燕云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这大块土地虽然不是宋太祖手里失掉的，但这位开创基业的“真命天子”并不能收回，而且也没有收回的计划；他反而定都于黄河以南的汴京，以求避免契丹的威胁。燕云十六州既在别人手里，一条黄河是不能阻拦南下的铁骑的。这是宋朝从“胞胎”里带来的“外患”。另一方面，五代十国的五十多年的纷乱，使得自从唐朝末年就发生了的土地问题更形严重；贵族，官僚，豪商，地主，拥有天下最多最好的耕地。“庄园”遍天下，事实上等于农奴的所谓“客户”，占全国农民的半数以上。宋统一以后，未定“田制”，对于这一个内部的严重问题，竟至设法以求暂时解决的识见与魄力也没有，而仅仅注意农业生产力之开发，希望藉此稍苏“民困”。不知大部分土地既已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则农业生产力开发之结果，蒙其利者不是大多数的农奴而是少数的地主，甚至也不是小农自耕农，徒然更加助长了土地的兼并，造成更多的农奴。唐朝是在“开国”以后二百年，“均田制”名存实亡的时候，土地问题这才严重起来，这才发生了“流窜”数万里，“荼毒”遍天下的“黄巢之乱”。但宋朝却在统一以后四十多年就爆发了四川农民的大变，王小波李顺居然以“均产”号召。这是历朝所未有的。这是宋朝从“胞胎”里带来的“内忧”。
然而宋朝“创业”的君臣，对于上述的“外损”和“内虚”的重症，都没有办法，且也不求办法。那位“半部论语”的宰相，固然是狗屁，就是那位太祖皇帝也是历代开创基业的君主中最没有眼光，气魄最小的一位。夹马营中出身的这位“真命天子”，欺人孤儿寡妇得了天下，而既得之后，如何“治”之，他还只有那么一点小权术，小聪明！唐朝藩镇的跋扈，他是知道的，自己如何能得“黄袍加身”，他当然更明白；于是他所念念不忘，讲究防杜之方者，就只限于这一范围。不使武臣中出现最大的巨头（即不使兵权操于一人之手），这是一个方法；用文臣（宰相）制武臣，使文武常相对立，这是二；中枢组织以文臣为主，武臣必解兵柄，然后可入中枢，这是三。赵家太祖所以为子孙万世打算者，尽在于此；赵宋历朝君主也谨守此祖宗成规，不敢违背。至于对外，似乎也有个方针，曰岁输金帛。对内如何？曰，扶植地主，镇压农奴。
赵宋一代，没有发生权臣逼主的事，这便是太祖的权术奏了功效；然而外患问题和内乱问题却一天天严重。辽亡金兴，北方强邻的铁骑，已非金帛所可羁绊；千万余户的农奴以及困于重税而逐渐走入农奴命运的四百余万户的小农自耕农，也到了非铤而走险便只有死亡的地步。仁宗时贝州王则之乱，即是第一声号炮。徽宗之时，外事正急，却又接连发生了淮南宋江之乱以及浙江方腊之乱。汴京既陷，仓卒南渡，然而尚不敢建都于金陵，而选中了临安（杭州）；在这时候，湖南又有钟相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事。这就是南渡前后的内外形势。
汴京沦陷以前的和战之争，则南渡以后，实在已成过去了。那时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一些：半壁江山的封建地主，希望以对外屈服，换取自身利益的保障，希望每年化了八千万贯所养的兵，专用以对内，（镇压农民）；金人暂时无渡江之意，希望有一个休息时间来巩固他的占领地域；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他们憎恨异族的侵略者，然而同时也要求解除生活上的痛苦，（当时小商人，手工业者负担捐税甚重，至于农民的负担，除正规负担而外，还有“加耗”，丁口税，“和买”，以及其他许多杂税），肃清政治上的积弊与贪污，（除贪官污吏外，宋代的封建地主串结胥吏，巧于规避，赋税所不及者，十居其七）；流亡的贵族地主希望“光复故业”，则主战，但对于内政又趋向保守，他们这一派的代表，主要的可说就是岳飞。
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势。宋朝南渡以后的“国策”，势不能不从这些现实情势出发。
“赵官儿”怎么办呢？他有许多要考虑：江南的封建地主的要求，他不能不考虑，如果钟相一流的农民怒潮把封建地主冲掉，那岂不是大宋皇帝的宝座发生了动摇？流亡的封建贵族的要求，他亦不能不考虑，因为这些失却了巨大“庄园”和农奴的贵族们虽然在经济上已无足重轻，但在一部分的文臣武将中间还有势力。敌人金国方面的态度呢，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给他一个可以苟安半壁的暗示。只有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农奴的要求，不值得高宗皇帝一顾，因为他们的要求和他宝座的利益两不相容。但是还有一个暗影使得高宗坐卧不宁，这就是主战派的代表岳飞的威望和实力一天天增大，颇有成为武臣中巨头的可能，（岳飞当时为三个宣抚使之一，地位实力与韩世忠张俊相埒）。而这是祖宗深切垂教必须防杜的一件事。
秦桧自金逃回，当时即有人疑其在金首唱和议，故金人纵之使归；秦桧是否承受了金人意旨，归作和议活动，暂不置论。但秦桧对于时局的看法，当与高宗所焦虑者正相合拍，加以他又知金人暂无南下之意，更可使高宗放心。所以奏对以后，高宗即信任之，称其“忠朴过人”。
问题非常明白：如果为“民族利益”着想，或者，把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统一起来着想，则对外必须主战，对内必须改善人民生活，裁制豪强，并使每年八千万贯的军费由拥有无数“庄园”与农奴的封建地主负担其大部分；但这样伟大的气魄，英明的果断，非所望于高宗！于是退一步，专从保守“祖宗基业”，巩固宝座着想罢，那么，一、既不愿裁制豪族，损及封建地主，二，就不能解决甚至缓和农民的骚动，因而三、兵力如用以对外，即无以防内，况且四、即使能够收复汴京，在“祖宗基业”上所加益者不过一个残破的旧都，而势将产生一个兵权太重的武臣（岳飞），则对于宝座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把这些利害轻重仔细考虑以后，当然和议是“上策”。而岳飞也不能不杀。所以我说宋高宗并不是庸碌糊涂的人，倒是颇为精明！
但是主战派的流亡贵族的反响也得预防，所以又假装糊涂，由秦桧出面去干，以便反响来时有一退步。所以我又说，这一件公案实在是高宗和秦桧串通了干的。说高宗全不知情，而只是秦桧矫诏，或说高宗受了包围，这都是皮相之论。
南渡以后的“国策”就这么决定：对外纳款求和，对内加紧剥削，以剥削所得，每年化八千万贯养兵，专门镇压民众。
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机，封建皇朝的利益，可能与民众利益相一致；宋朝南渡之际就是这样一个时机。可惜南渡的君臣虽尚精明却远不够英明，而气魄之小，又如田舍翁，因此只配北面称侄，以小朝廷自娱！
封建皇朝的君主，也有能将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合成一致，有大作为，而为本民族争光的，唐太宗差为近之；这样的封建君主也就是民族英雄。所以唐太宗毕竟可敬，而宋高宗则可鄙；所可叹者，世间还是宋高宗居多！
8月13日
选自《笔谈》第3期，194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