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1908～1994）原名陈征鸿，又名陈斐，江苏淮阴人。著名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著有《幸福狂想曲》、《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等。
眼珠子，即瞳仁，我们古人称为眸子，是件奇异的器官。洋人说它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的孟夫子即孟轲老先生，也说过眸子正不正，可以看出人的善恶。这是不是唯心主义，我不懂，但我颇为相信。因为在我一生中特别是在“牛棚”时代，确实见过不少善善恶恶的眸子，至今不能忘怀。因为在那荒谬时代里，在我辈，舌头这器官失去一半作用：其于味也照旧；其于说话，则除了检讨，颇少用场。于是眸子的作用加强了。朋友相见，不敢说话，“眉目传情”，互相注视一下，便是安慰。但也只能限于眉目，如果加上点头或微笑而又被人看见，那可大逆不道，必须追究了。“文革”期间，文联和各协会的“革命组织”曾一度在王府大街那大楼里“合署”办公，我辈也在大楼中各据一棚。但食堂是共同的，“牛鬼蛇神”有时也得碰面。不忘旧情的朋友，相遇时偶然相互微笑，不过是“你也来了”之意，绝无共商阴谋之可能，但凤子同志便因对我微笑一下而被追查不已，便是一例。但眸子的另一作用，则在于可以表政治之态；比如有人对我睁圆怒目，大喝一声黑头衔，便可证明与我界限分明，此乃明哲保身之计，也未可厚非。只是有一类“大义灭亲”之辈，对于其亲人之朋友也一律视为仇寇，就未免有罪及九族之嫌了。我的一位30多年老友，自然也是“黑帮”，为“大义”故，遭其亲人老伴之“灭”——宣告离婚了。在那年代里这也并非鲜见之事。但这位老伴居然对我这亲人的朋友也“另眼看待”起来：既不相互注目，也不怒目而视，却用另一种手法——应称“眼法”，即使擦肩而过，并且身旁无人，此人竟可昂其首，直其目，真像位在“目标——正前方”口令下的战士那样，向前冲锋而去。仿佛我是个幽灵，可以视而不见的，我知道这是一种蔑视法，它比怒目而视更其狠毒，比痛骂更伤人心的。因此，我是宁愿受怒目斥责，而不愿受蔑视之苦。几年以后，沧海桑田，此人以他事遭批，我可幸灾乐祸，暗自称快！而此人是痛改前非了呢，还是争取同情呢？其一双眼珠子有时也可以从我辈身上扫过了。但我铁了心，也来个视而不见。有一次，我从连部回湖里，经过大坝，而此人进城返校，也在大坝上迎面而来，这真个是“冤家路窄”了。而二人之间的大坝两侧又无下坡小路，只有正面迎上前去。但我是抱定“以眼还眼”之策，也如“目标——正前方”口令下的战士般昂首直目，绝不左顾右盼。但和此人交叉而过的那一刹那间，我还是忍不住侧目而视了一下，只见此人两颊绯红，居然还知耻哩！当其时，我真如酷暑而吃冰淇淋——不对，我们干校那儿是无此物的，只有香瓜解暑；那就说是如酷暑天连吃三只大香瓜吧，可解渴——解恨啦！自然，事后我也觉得这未免过分，有违忠恕之道，深滋后悔。
我说对于怒目相向的人并不计较，其实也不尽然，要看真假和动机的。其真正为了保卫革命以及故装怒目的人，我都可不计较，但有位仁兄的怒目，却至今不能忘怀。
话说此公在“文革”初期，是风云人物，曾荣任造反派头头。作协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批斗会，是斗争张天翼同志。我之被揪回北京，即以参加此会为名的。批张实即批我，因为张是挂名的《人民文学》主编，而负实际责任者在1962年5月以前是我。这次大会的会场在东方红剧院，偌大一个剧场，演戏时灯光辉煌，这天却故意做作，只燃一盏工作灯，一进场便觉昏暗，犹如黑夜。台口一排斗大的黄纸黑字，标明批判对象是谁，当时惯例，“黑帮”姓名上要以朱笔打××的，这三种颜色的组合，配以昏暗的场地，实有人间地狱之感。而此公独踞舞台上公案正中，张眉怒目，高呼把被斗人某某带上堂来，其威风之大，确实超过封建时代的县太爷。我们几曾见过县太爷审案时会有上千人肃然恭听的？此时我忽然想到中宣部的别号——“阎王殿”，便觉此公颇有项羽和刘邦造反前说的两句名言：“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的气概，他果然取代了中宣部的大权，而且名副其实地把会场布置成一个阴森可怖的阎王殿了。想到这里，我在心中不觉莞尔而笑了。但恰在此时，一声怒吼，吆喝我去陪斗了。我当然躬身上台，恭候审讯。但我积习难改，即使在这极其严肃的斗争大会上，还是偷眼看看此公当时的尊容。因为近在一年以前，我是幸接芳邻，曾与此公同院，而且幸蒙不弃，还笑容可掬地以其长篇小说求教于我过，而他今日的面目何以又如此狰狞呢？这一看，依我这搞过八年剧团的人的经验来说，他不过是在演戏，而且是位并不高明的演员。作家协会如果真有什么“黑帮”，其代表人物第一名决轮不到张天翼。今天用他开刀，正是保护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这怒目总有做作相。果然，此公不久便以“资反路线”之罪下台了。但我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并无丝毫的同情，就因为他的怒目之中是隐藏有并非革命的东西，而且也不如刘、项辈之坦白！
下台以后，此公并不甘心，总想东山再起。因为他仍然是个“革命群众”。但他如何挣扎而起，我身居“牛棚”，自然不知其详。可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他颇善于在我辈“棚”中人身上找题目，而我正是他最易挑中的人选。在干校的后期，即1972年了，我在湖里放鸭子，因所住的工棚较大，连队到大田里出工的人，有些喜欢到我们这儿休息。他们一来，要茶要水，当然由我们尽地主之谊了。比如此公一来，便找我的面盆洗脸，用我的口盅饮水。但有一次，他在喝水时，不住在嗅口盅，使我毛发悚然，以为他发现了我的什么隐秘。后来听说，他回到连部便对连领导提意见了，说陈某人在湖里劳动，居然还吃炼乳滋补身体，对“黑帮”的管理太不像话了！其实这时购买罐头食品早已弛禁了，我并未犯法。又一次，诗人李季下大田了，那时他不仅被解放，而且还荣任连长之职。他在我那工棚休息时抽烟，随手丢了几支烟给在座的人，最后一支竟然丢给了我。我想这可能出于旧情——我和他曾同时当过《人民文学》副主编，也算是老伙伴了；或者是丢烟时并未注意，最后轮到我时，不忍令我有向隅之叹，便也赏了一支。不管如何，我总是感激的。不料这一支烟又被此公所见，回连后竟对李季同志大肆攻击，其罪名是“敌我不分”！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过是粒子弹，他所射击的是连领导——或者说是连领导的位置而已。我也就一笑置之了。
可是又后来，鸭群被宰，我又回连部打杂工。原来在连里为我保留的床位已被别人所占，只好另行安排。又是一次“冤家路窄”，连里竟派我和此公同室而居。我对他自然战战兢兢，避免触怒于他了。但我有个不争气之处；白天劳动过累，晚上倒床便睡，是不用再服安眠药或其代用品——烧酒的了。谁知此公第一天夜里几次叫醒我，我还不知其所以然，以为是我梦魇了；便道谢一声，倒头又睡。但第二天夜里，大约凌晨一二点钟了，他大吼一声，惊得我跃身而起，恭问何事。只见他睁圆双目，怒喝道：“你还让不让我活下去？”这可令我瞠目不知所对。我这“黑帮”焉能有权不让他活下去？真是咄咄怪事！只好低声下气再次请教所以然。他余怒未消，指着我的脸喝问：“你打鼾还不知道？”这可很难回答。我见他怒目圆睁，大有猛虎扑羊之势，要说不知道呢，按照“革命群众”与“黑帮”对话的惯例来说，定然被斥为“狡辩”，会引起他更大的怒火，说不定来顿“武斗”，屋里没有第三人，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即使自卫一下，你胆敢还手，便是殴打“革命群众”，可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名的。但要说知道呢，那等于自认“不让他活下去”了，这也“罪该万死”的。我稍一思索，便理解此公是患失眠症的，将心比心，他睡不着觉，而又听我鼾声不已，真是卧榻之旁岂容“黑帮”“鼾”睡呢？于是我这弱者便只好讲“恕道”了：
“请你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躺下，如何？”
不料这“恕道”果然生效，此公无言以对，只好躺上床去。而我便在床上正襟危坐，准备坐以待旦。可是身不由己，等到天明，才知我和衣而卧，又睡着了。至于是否又打过鼾，实在无从回答。我猜想，怕是难免的。此公已不在床上，可以证明。
第二天我便向领导“自首”，要求到真正的牛棚里与牛同眠，它一定不会抗议；而即使抗议我也不懂，更重要的是它起码不会以猛虎扑羊之势用凶恶的眼光瞪我。但我猜想，我这请求未必有效；而此公必然已经先告我一状了。所以连里领导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声：“好吧，研究研究。”而到晚间回房，此公已席卷其铺盖乔迁去矣！当晚，自然无人再向我大吼了，但时至今日，他那双怒目的形象在我脑际生了根似的，拂之不去，因为它是真正的怒而不是演戏了。
干校撤销以后，据闻此公并未留在北京，可见并不很得意。但说他又重写那部长篇小说了，我倒真想拜读一番。因为我想在那作品中认识一下他的灵魂。因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可以从中窥见作家的灵魂的，它比眸子所表现的更为真实，我希望他的作品能消灭我脑际生了根的那双怒目。
但留在我脑中的另一双怒目，则更难忘却。因为那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前期，并不在干校。但请让我的笔跑趟野马吧。
1966年秋，我们的“牛棚”还设在北京。那是在一个大院子的最后一进的北屋里，而公家烧的锅炉却在前进的小院中，我们“黑帮”要打开水，得自己从后进穿过一个夹道到前院去取。我是个爱喝水的人，所以打开水的任务，每每自告奋勇。但其中还有个秘密：这个夹道原曾是我住北京时当着厨房用过的，也就是说，这座“牛棚”的全部房屋，正是我在北京时全家所住的宿舍。自从我“发配”金陵，这厨房又成为夹道了。穿过夹道，便是张光年同志的家，就是说我们两家原是隔窗相望的。每当我穿过夹道时，光年的老母亲，那慈祥的老人，每每以泪眼向我倾诉牢骚，说她的儿女都不应该划为“黑帮”云云。这种话是不能向我这同属“黑帮”的人诉说的，但我不忍拒绝她，总用一两句话安慰这老人。我是1932年便失去母亲的人，如今又是独自被揪回京，见到这样老人的慈眉善目，仿佛也是一种安慰。打开水的任务不肯让人者以此。但不久，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即在我去锅炉灌水时，每每有一位约莫三岁的小姑娘过来看我，而且仰起她圆圆的脸蛋，用乌黑而透亮的眸子看着我，用甜蜜的声音叫我一声：“爷爷！”在这年月里，谁都恶语相向，独这天真的孩子还把我当作常人来称呼，你能不感激涕零么？但我却不敢答应她，只偷偷地用手摩抚一下她那漆黑的头发，并报之以点头微笑。这是“牛棚”生活中多大的安慰啊！因此，我每天总得去打两次开水，接受这一老一小含爱的目光！
不久，“牛棚”迁往文联大楼，虽然仍以原处为几位“黑帮”人物的寄宿处，但那夹道堵塞了，慈祥的老人和天真的小女孩都无从再见。又过了两年，我的宿舍再度变迁，竟住到那大院子里锅炉房旁过道中的一间黑屋子里来了。这是“文革”初期禁闭“大黑帮”张天翼之处，我来继承这处所，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想到两年前的小姑娘，未尝不暗自欣喜！果然，搬来的第二天，一清早，有个五岁的小姑娘在我的房门前伸头探望。正是她：两年未见，长高了一些，脸蛋还是那么圆，眸子还是那么乌黑而透亮，我急忙蹑足走近她，还想摩抚她那漆黑的头发。但我的手触电似的缩回了。因为从她同一乌亮的眸子里透出的不再是无邪的光辉，而是愤然的怒火。她又向后退了一步，我借着侧面的晨光看出她的脸显然也拉长了一些。我正不知所以，她猛叫一声：“大黑帮！”转身就走；但马上回头又恶狠狠地补充一句：“大坏蛋！”然后一直奔回左隔壁房间里去了。
批斗会上的任何恶言恶语，我都可以置若罔闻；但小姑娘这一声骂，恰似万箭穿心！我不能不痛苦，脸红，心跳，以至流了泪。
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小姑娘每见我从机关回来，或者在清晨去机关以前，每每到我门前张望一下，大叫一声“大黑帮”或“大坏蛋”，然后逃去。或者竟不逃去，远远地瞪着我，用她那乌亮的眸子。星期假日，她一天竟然要来几次。这可爱的小姑娘，她也许把我当作动物园里大灰狼，或者狐狸那样地观赏，并且按照寓言故事里的情节对我咒骂的吧？而这种“寓言”的作者又是谁呢？当然是她的父亲了。因为我发现了左邻住的正是一位“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一定是他给小姑娘打了“防疫针”的了。
但不久，大概是星期六，右边一位邻居家的男孩子，从幼儿园回家了。他大概只有三四岁，胖乎乎的，很可爱。他也曾向我这黑笼子里张望过，但无“敌情观念”，所以并不叫我“黑帮”或“坏蛋”，只是在我门前过道里游戏。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唱歌，自然是幼儿园里学来的那一套。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群众”，似乎太忙，或者是对他们爱子这一套表演已经看惯、看腻了，并不希罕。所以这胖男娃似乎引我为知音，是为我“专场演出”的了。但我万分抱歉，当他表演完一个节目之后，每以期待的眼睛向我一瞥；而我既不敢叫好，也不敢鼓掌，只能报之以无声的微笑。当时我站在黑屋子里，这微笑是否被他所见，所接受，是个问号。因为他一直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精疲力竭而后已。他走了，我又很痛苦，难道我就不敢冒险鼓掌一下，以报答他的美意么？
我在这左邻右舍两个孩子中间度过几个月，真是又甜又苦的几个月。以后，又被命令集中居住在文联大楼里了，胖男孩期待的眼神和小女孩怒火似的目光都不曾再见了。到了干校，依我估计，这男孩和女孩都应该随同父母下放的；那他们是住在幼儿园里所以见不到？他们如果真在干校，万一再遇见我，小女孩是否还叫我“黑帮”和“坏蛋”呢？她的父亲如今是连部的领导人之一了，他那深沉而严肃的目光似有几分杀气的，则其令爱的目光也许还未改变；至于胖男娃，是否还愿意为我作专场的歌舞表演，大概也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想见见他俩以证实一下，而终于未能。
如今又过了十多年，那小女孩该已经是19岁大姑娘，胖男娃也该是进大学的年龄了，但不知在他们幼稚心灵上所刻下的仇恨或同情，是否还起作用？而我是依然渴望见到他们的！——想看看他们的眸子。
“文革”初期有句“名言”，叫“触及灵魂”，或者说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在某一意义上说，的确是句真理。不过它与预期者的愿望相反：一方面，是本属善良的灵魂倒真个觉醒了，对这场“革命”看出它的真面目；一方面，是本来邪恶的灵魂却用“革命”伪装起来，以遂其私，这就叫做“造反起家”；再一方面，是正在塑造中的青年的灵魂，被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地覆天翻，到头来，有的觉悟，有的消沉，有的成了有用之材，有的堕落以至犯罪；最后便是幼小者的灵魂，本来是白玉无瑕，但在那“革命”空气中遭受污染，如今是否完全消毒了呢？也未必，因为他们还是生活在如此复杂的今日的社会之中啊！好，十亿人们的灵魂都触动了，作为灵魂之窗口的眼睛，自然会表现出千变万化的神态。而我辈“黑帮”，在史无前例的年月中，所遇的冷眼、怒目、蔑视、侧目、直目、邪目……等等，形态也就特别丰富。自然，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必再提的了。因为在另方面，我也接受过许多爱抚的、同情的、怜悯的，甚至为我愤慨的目光与眼神，这就足以抵消那一切丑恶的形态了！但我还喋喋不休地写上这么一大篇专忆眸子的文章，其意并不在于揭某些人阴私，而是想到他们也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不知他们又何以教育后代？我之所以念念不忘于那位小姑娘和胖男娃者，也不仅仅为了他俩。当年的儿童们，已是今日的青年，他们将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多么希望从那小姑娘和胖娃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